十年磨一剑 钩深以致远
——朱和平教授《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》评介
文/黄志坚
“包装”一词作为一项人类造物活动的专用术语，在我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。“包装设计艺术”作为设计艺术学的子学科，其研究更是晚至20世纪90年代初。这使得在学术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当下，其研究相对薄弱，仅在包装设计技法、现代包装发展趋势与要求等方面有所涉及，有关包装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，特别是包装发展历史的梳理方面几为空白。2016年12月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和平撰著的《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》一书，不仅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，而且极具特点，特别值得称道。全书80多万字，资料翔实，内容丰富，观点新颖，学术严谨，堪称代表了目前中国古代包装艺术研究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平。笔者在诵读之余，颇为震撼，深受启发。现就俚见所及，略书于次，聊作推介，冀希引起广大读者关注和学习。
1 资料翔实，文献、实物、图像兼具
恩格斯指出：“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，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，因为很明显，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，只有靠大量的，批判地审查过的，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，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。”可见, 直接占有大量的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是研究工作最为重要的第一步，是成功的基础。这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在《宋代经济史》的《绪论》中所指出：“越是能够占有和深入第一手的资料，就越能发现问题，了解问题，最终地解决问题。”翻检朱和平教授的《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》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其对资料的发掘与占有极为丰富，包括文献资料、图像资料和实物资料3个方面。
就文献资料而言，据粗略统计，有经、史、子、集等方面的多达百种以上，经类有十三经系列的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周易》《毛诗》《春秋公羊传》《春秋左传》等10 余种；史类不仅囊括了正史“二十五史”而且还包括编年类、纪事本末类、杂史类、诏令类、奏议类、传记类、地理类、职官类、政书类目录类、史评类、史钞类、载记类、方志类等等，几乎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取；子类文献涵盖了儒家、释家、道家、兵家、法家、农家、医家、天文、算法、术数、小说家等等各种文献；而集类则有总集和别集中的诸多文献，约略统计，不下30 余种。对历史文献的广泛深入挖掘，从中寻绎出了大量关于古代包装的一手资料，在确保全书体例完整、历史脉络清晰的同时，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大量鲜见的史料和史料线索。
就图像资料来说，从该书所提供的图片来看，虽只有500余幅经典图片，但涉及到的有万余种，这些图片除了从《文物》《考古》《考古学报》等考古发掘报告中征引到的之外，还有从台湾故宫出版的《故宫文物月刊》和诸如《中国纹样辞典》《中国古代陶瓷图典》等综合专业典籍扫描而来，有从各种所见实物拍摄而来，还有从不能拍摄而进行的手绘图片而来。可以说图像资料异常丰富，取舍精当。
就实物资料来说，所收实物资料达上千种。为尽可能多地收集实物资料，历时10余年，足迹遍布全国各大地市级以上博物馆、美术馆、文物陈列室和专业博物馆，从琳琅满目的藏品中甄别有关包装实物，为此拍摄了近6万幅照片，其不畏艰难和严谨的学风特别值得称道和景仰。
朱和平教授
2 学术观点新颖，系统阐明了包装发展的历史及特征
从为数不多的有关包装史的研究成果来看，主要囿于某些包装个案或某一时期考古发现的某些包装实物的分析。《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》一书从史前人类起源开始迄鸦片战争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巨变为止，不仅对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史学研究，而且独具慧眼、高屋建瓴地提出一系列发人深省的学术观点。如在阐述包装概念的演变时提出了3阶段的观点。作者认为包装概念的演变第一阶段是“包装”意识的萌芽时期（初始期），即包装的双重性阶段；第二阶段是包装概念的过渡（发展期），即包装的专门性阶段；第三阶段是包装概念的转型时期（成熟期），即包装专门性和从属性并存的阶段。又如在论述包装发展历史演变中，提出了设计发展史上的“三次飞跃”的新观点，并阐明了陶器的发明与使用，青铜器的出现与演变，金银器的制作与发展对包装的影响。全书结合各个历史时期包装发展的特点，将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划分为10章，即：一、史前时期包装；二、夏商西周时期包装；三、春秋战国时期的包装；四、大一统的秦汉时期的包装；五、魏晋南北时期的包装；六、隋唐五代时期的包装；七、两宋时期的包装；八、辽、金、夏时期的包装；九、元代包装；十、明清时期的包装。通读全书各章，不难发现，这种划分法是颇有见地的，它有利于揭示各个时期包装发展的共同特点，同时又有资于阐明包装嬗变的各种内外在因素。
除了统揽全局的学术观点非常鲜明以外，在众多微观的考证和阐述中，作者的新见几乎俯拾即是。如史前包装的艺术特征，青铜包装艺术的文化意蕴，“买椟还珠”的阐释，封建经济政策与包装的关系，秦汉漆制包装盛行的原因，民族融合与包装的民族融合，六朝佛教和外来艺术对包装发展的影响等，在各章节各部分均有所体现，不胜枚举。
3 视野开阔，将包装艺术的发展与历史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对外交往紧密联系
纵观艺术史研究历程可以发现，不少研究者在研究艺术史的问题上，往往就艺术谈艺术，就历史谈历史。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存在虽然对于微观问题的研究是必要的，也是有意义的。但从动态的角度而论，历史的演进，是时空中各种人和事的不断转化，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的纷呈展现，必然与构成当时社会形态的各个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因此，仅有对目标本体的关注是不够的，因为它只是浩瀚博大的艺术史体系坐标中的一条纵向线条，缺少广度，应该抓住坐标中的另一条横向线条，从普遍联系的角度立体地研究，也只有从纵横深广两条线组成的整体入手，进行全方位的立体的研究才能有的放矢、全面精深地论述问题的本质。《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》不仅强调包装艺术本身的诸如材料、结构、功能、造型、装饰、审美、历史、演变、风格特征等方面研究外，还特别强调将包装艺术本身，即包装史与政治、经济、地理、文化、宗教、思想、民族交流、中外互融等多角度进行研究。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：“以历史发展为主线，以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为辅线，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包装艺术的发展进行深入分析，梳理出古代包装艺术在历史演进中的主干脉络，有助于人们全面、准确认识和理解古代包装艺术。”
事实上，这种认识贯穿于全书。如绪论中专列包装艺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，论述传统统治政策、传统经济思想、传统文化、中外文化交流、地理环境与包装艺术的关系；第三章“夏商西周时期的包装”论述奴隶制经济形态下的包装艺术；第四章“春秋战国时期的包装”论述政治、经济和文化多元格局对包装发展的影响；第五章“大一统的秦汉时期的包装”论述秦汉统治政策及主流经济思想对包装的影响；第六章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包装”不仅论述魏晋南北朝历史特征及其与包装的关系，而且重点揭示自然经济、商品经济共存下包装发展的双重性问题；第八章“两宋时期的包装”论述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包装的影响；第九章“辽、金和西夏政权下的包装”论述辽、金和西夏政权的社会经济及生活方式对包装艺术的影响；第十章“元代包装”论述元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特征及对包装的影响；第十一章“明清时期包装”论述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手工艺与技术的进步，社会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等，对包装的影响，造纸术和印刷术等对包装发展的影响等，莫不如此，深中肯綮。
4 研究方法多样得当，交叉学科特色鲜明，实现了历史服务现实的目的
作为一部专门的设计艺术史，该书的研究方法值得称道。作者除了娴熟地运用了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以外，还广泛运用了文化人类学、考古学、美术学、设计学、美学、经济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方法。如在论述包装的起源原因、条件分析时，就分别运用了文化人类学和民族民俗学的研究方法；在论述陶、青铜、漆和瓷制包装容器形态时，运用了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方法，在发掘各个时期不同包装功能问题时，充分运用了设计学中人因关系的研究方法、视知觉原理及方法；在阐述两宋包装装潢设计的美学风格特征时，运用的是美学领域里的研究方法；为了能够直观形象地阐述各个时期包装的内涵、演变与特征，运用了图像学的研究方法，全书直接征引到的513幅图片，不仅具有典型性，而且阐释得当。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，除了定性研究以外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，此书不少地运用了定量研究方法、表格法、模型法等，这在全书各章节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和体现。
多学科方法的交叉运用，一方面确保了该书对历史上包装静态存在和动态演变的认识与分析，奠定了该书的学术水准；另一方面，大大提升了该书的价值。众所周知，研究历史的终极目的是为现实服务，以史为鉴。具体到艺术来说，研究历史，就是要向历史学习，从历史发展长河中汲取创新、创意的灵感和源泉。该书在一系列问题上，正是运用了多学科交叉融合，相互渗透的研究方法，所以将许多历史问题与现实结合，从而使该书在学术价值的基础上，又具有一定的现实应用价值，为设计师，尤其是包装设计人员提供有益的启迪。同时，为学术研究也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。
（原文载《湖南包装》2017年第二期)
